其實最近宗教議題，討論到阿本和尚可以飲酒吃葷還有娶妻生子的議題時，很多人都是抱持著不可思議的想法，不過我們拉開了政治軸和時代背景，其實就能相對清楚的說明這個原因。
戰國時代時，一開始在城池打造的時候，除了城下町是有分為武家和庶民的居住區以外，通常會將城池的東南西北最外圍作為寺社使用，一方面在承平時期也是城內的居民一天徒步來回的上限(類似再走出去就算是離開了管轄區了)，而在戰爭時期時，也能做為臨時屯兵所使用，因此今日東京的南面增上寺，東面淺草寺，北面寬永寺，都是超大型佛寺的存在，各地也都有類似的設計，在要衝附近或是城池或是城下町外圍有神社佛寺的設置。
其實整個東京除了那四成給百姓的區域以外，剩下的空間就是給了佛寺和武家屋敷，今日的上野公園，其實相當於當年寬永寺的三分之一而已，且寺中還有附屬寺，寺中有寺的規格下，再加上各宗派的分支分山下的本末制度，便能想見當年佛教在幕府的扶植下所持有的雄厚資產，不但能將寺內的多餘土地租出去當房東(淺草大黑屋就是從房客起家的)，且每每將軍家派人助念，就是千兩黃金布施，再加上幕府為了彈壓基督教，要求百姓皈依町內的佛寺，也就是檀家制度，建立的皈依清冊和今日的戶口名簿，其實是相同的，(也因此有了人死去有"入鬼籍"，這個說法)一方面能確保他們的信仰，一方面也能有效戶口管理，且更重要的，從生到死的佛教儀式還有永代冥福祈願及墓地供養金，佛寺全部包辦，而且還要再另外支付布施金，再加上今日依然有著的請僧侶命名戒名(死後的名字和稱號)習慣，這些都是開銷，因此有幕府撐腰的佛寺和僧侶，其實早就累積了大量的財富，但他們當時都是遵守戒律清規戒律的。
可是隨著時代演變，德川幕府的政治疲乏和黑船到來，也就揭開了幕末的帷幕，佛寺在這段期間，其實還是相對偏安的，高僧還是能遊走在各勢力之間扮演說客的角色，或是扮演著天災布施的角色，迄今依然。
在伏見之戰之後，雖然是勉強扛著天皇御旗才能戰勝德川幕府軍，之後整個戰局急轉直下，雖著戊辰戰爭的結束，大政奉還的到來，德川慶喜的低調，新政府對於依然掌有相對豐沃資源的佛教還是有相當的忌憚，而且最重要的是，天皇陛下可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是神道教最高領導的象徵，可是在江戶的舊時代由於尊佛，和台灣今日的神佛一體相似，神反而在佛之下了，這些原因綜合之後，其實打壓佛教已經是必然的政治手段了。
因此在明治元年(1868)，發布了神佛分離令，神社佛寺需彼此分家，不能拜神又拜佛，或是佛寺改為神社，當時被稱為滅佛毀釋，無形中讓不少寺院神社要做選擇，只能擇一祭祀，一旦廢寺無人繼承則收歸國有，也因此大量的沒收了佛寺的土地和財產，充實了剛剛建立的明治新政府，而土地和財產的開放之餘，也決定對於僧侶引進神道教的家族傳承制度，讓佛寺的管理功能在封建到現代政府的過度期間擔任最好的潤滑角色，而政府便能逐漸地收回戶籍管理權，才能展開有效的宗教管理，也能避免佛寺和一揆結合爆發更多新的農村動亂(維新之後農村動亂其實比江戶時代更多，大正之後才完全消弭)，相對的，也允許寺院可以子承父業，要繼承父親的僧侶須上山修行一段時間，修行期間須遵守戒律，學習經典，習得之後取得住持資格證書下山方才能開葷飲酒，而在政治強行介入開放之後，也造成了今日日本和尚的獨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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